钱穆25年祭：单枪匹马，寂寞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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宾四生前曾以终生做一教师为荣。他办教育，主张“为学”与“做人”两者绝不可分。他自己也以此为终生努力的目标。

做一个学人，人生本已寂寞。而生在今天这个时代，要做一个笃实信守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学人，其心灵之孤单寂寞，更是难以述说。

——遗孀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

20周年之际写道

钱穆先生

1990年8月30日，国学大师钱穆去世。他九岁入私塾。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，1912年因家贫辍学，后自学。1913-1919年任小学教员。1923年后，曾在厦门、无锡、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。1930年以后，历任燕京、北京、清华、四川、齐鲁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，也曾任无易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。

1949年迁居香港，创办了新亚书院，任院长，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。1966年，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，在“中国文化书院（今中国文化大学)”任职，为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，“故宫博物院”特聘研究员。1990年在台北逝世，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。

今天，我们来纪念这个一生努力“为故国招魂”的老人。

关于钱穆先生的N个细节

1、钱穆9岁可背诵《三国演义》。某天晚上，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，钱穆跟随同往。进了烟馆，一客忽然问钱穆：“听说你能背《三国演义》，是真的吗？”钱穆点头。又一客问：“今晚可以试试吗？”钱穆又点头。于是按照客人要求，他开始背诵“诸葛亮舌战群儒”。

2、1930年，因顾颉刚鼎力相荐，钱穆北上燕京大学，任国文系讲师。燕大校长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，问大家到校印象。钱穆说：“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，心窃慕之。及来，乃感大不然。入校门即见‘M’楼、‘S’楼，此何义？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？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。”事后，燕大特地召开校务会议，讨论钱穆的意见，最终改“M”楼为“穆”楼，“S”楼为“适”楼，“贝公”楼为“办公”楼，其他建筑也均采用中国名称。

3、1931年，钱穆到北大讲先秦史。在北大，钱穆与胡适的课最为叫座；胡适欣赏钱穆，钱穆敬仰胡适，但学术上的争论在所难免。当时学界的一大热点是老子生年问题，胡适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，钱穆则认为老子后于孔子。据说，有一次两人不期而遇，钱穆说：“胡先生，《老子》成书的年代晚，证据确凿，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！”胡适说：“钱先生，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；如果你能够说服我，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！”

胡适

4、1942年，在成都，钱穆被问到为什么不从政，钱穆说，读书人不一定都要从政。又问，关不关心政治？钱穆说，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，但我不愿从政，各司其职就好。

5、1949年6月，钱穆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。入港后，看到许多从大陆来港的青年失业失学，无依无靠，踯躅街头，心有感触。于是萌发了在港创办学校，为青年提供求学机会的念头。因人少力薄，钱穆又邀请同来香港的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和香港《民主评论》主编张丕介两人共谋其事，最终促成了新亚书院的创办。

6、钱穆匆匆南下香港办学，大陆政权更易，他与家人自此海天相隔，彼此杳无音讯达三十年之久，再次相见，已是1980年。儿子钱行还记得小时候的三五细节，过父亲的书房必轻手轻脚，以防打扰他读书写字。

7、最初新亚书院办学条件极为艰苦，作家苏雪林在《雪林回忆录》中说：“钱穆先生逃出大陆后，在香港借一中学办夜间补校，课室桌椅白昼归中学用，夜间归补校用。学生散后，他与同志数人，就睡在椅桌上。”

钱穆在新亚书院上课

8、钱穆学生、学者余英时回忆道：“有一年的暑假，香港奇热，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，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。我去看他，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。我问他：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？他说：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。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，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。”

9、钱胡美琦回忆说，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之后，“宾四十分担忧将来大陆中小学文史教师要后继无人了。他那时已辞职隐居在家，全力在准备写《朱子新学案》。他日夜在那长廊上走来走去，一语不发，这样持续了一两个月。他说他在想，有什么方法可以挽救这一危机？”。他要编一部《人人自修国文读本》。《朱子新学案》完成后，一再想重拾此计划，困于经费，无法展开工作。

10、1967年，钱穆与夫人钱胡美琦迁居台北。次年，素书楼落成，钱穆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余年最沉静的时光。在这里，他曾写下“一园花树，满屋山川，无得无失，只此自然”的诗句。1986年，钱穆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，对学生赠言：“你是中国人，不要忘记了中国！”

素书楼中的钱穆铜像

后辈学者追忆与评价

余英时论钱穆的“通”

我和钱穆先生讨论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，但重点总是在现代史学的演变方面。我从他的谈论中，逐渐领悟到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自有其分类和流变，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整体的观点。这是“专”与“通”的大问题。但是这一传统和现代西方学术的专门化趋势接触以后，引起了许多有关如何沟通和融化的困难，一时无法解决如果单纯地依照西方的分类，各人选一专门的范围去进行窄而深的断代研究，当然也会有成绩。

但在熟谙中国传统的人看来，总不免有牵强和单薄之感。如果过分注重“通”的传统，先有整体的认识再去走专家的道路，事实上又是研究者的时间、精力、聪明都不能允许的。钱先生走出了自己独特的“以通驭专”的道路。

现在大家都把他当作学术思想史家，其实他在制度史、沿革地理，以至社会经济史各方面都下过苦功，而且都有专门著述。《国史大纲》中“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”三章尤其有绝大的见识，显示了多方面的史学修养和现代眼光。

钱穆书法

许倬云谈《国史大纲》

这部书至今还是中国通史中难以代替的名著。我在高中时，老师裘维霖先生特别吩咐我好好的研读这部历史。我一生在史学园地工作，无论教书还是研究，《国史大纲》还是非常有用的参考书。我常常告诉学生，这一部书中埋藏了数百篇博士论文的题目，等后生钻研发挥。后来他在台湾几次演讲的纪录，出版成书，谈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历史上的得失，也是十分有启发性的著作。

本文内容整理自新京报书评周刊及钱胡美琦、余英时、许倬云等人的文章，整合、编辑：西门忘我。转载请与书评君联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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